1972年底，毛泽东作出林彪集团是极“右”而非极“左”的论断，进而，把“批林”和“批孔”联系起来。1973年8月，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。王洪文作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》，高调提出“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”，暗示造反派东山再起,煽动造反派进行“反潮流”。

　　在传达贯彻十大精神过程中,浙江造反派骨干张永生、翁森鹤等人利用“反潮流”的口号，指责省委否定“文化大革命”和“九大路线”，在调整各级领导班子中压制“新干部”，扶持保守势力。声称决不放过谭(启龙)、铁(瑛)的路线错误。张永生、翁森鹤以贯彻王洪文指示之名，到处煽风点火。一时间全省各地造反派纷纷效仿，所谓“反潮流”运动在各地兴起。由此，浙江形势急转直下，重新陷入混乱之中。

　　12月初，中共云和县委、县革委会中一些人，为响应张永生、翁森鹤等人《致谭(启龙)铁(瑛)书记的公开信》和围攻省委领导的行动，组织起云和的“上访团”和“汇报团”。在他们的指使下，原来的造反派分子很快成为“反潮流”的急先锋，大批所谓“反潮流战士”在县城到处张贴旨在分裂各级党组织、分裂群众的大字报和标语口号、“公开信”，把按政策“解放”使用的干部诬为“请隐士”“举逸民”，把那些严格执行政策的领导干部诬为“儒家”“复辟派”，把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抵制极左错误的干部群众诬为“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”“孔老二的徒子徒孙”，而把他们自己则美化为“法家”“革新派”，大肆叫嚷“走资派还在走，造反派要战斗”“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”“反潮流战士永远正确”等等，扬言要“再次踢开党委闹革命”。在他们的蛊惑下，已宣布停止活动的两派势力很快抬头，“反潮流”闹剧呼嚣尘上，云和县的社会秩序再次出现严重混乱。

　　在“反潮流”运动迅速发展、派性死灰复燃之际，1974年1月18日，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《林彪与孔孟之道》材料，一场“批林批孔”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，混乱局势迅速升级，全国形势日益恶化。1月29日，中共浙江省委召开深入“批林批孔”动员大会。2月14日，省委发出《关于深入批林批孔的决定》，要求各级党委把“批林批孔”当作头等大事来抓。2月7日，中共丽水地委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，3月23日，成立地委批林批孔小组。此后，各县相继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。

　　4月27日，县委成立由15人组成的批林批孔小组，在县委领导下进行工作。接着，全县各区、公社和各部门都相继建立“批林批孔小组”，领导“批林批孔”运动，许多靠造反起家的人进入“批林批孔小组”。“批林批孔小组”名义上是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工作，但是，按照上级要求，各级“批林批孔小组”列席同级党委、党支部会议，于是，造反派在人员数量上占了优势，实际上各级“批林批孔小组”往往凌驾于党组织之上，发号施令，把持整个“批林批孔”运动的领导权。

　　1974年5、6月间，造反起家的“委员”和所谓“批林批孔小组”成员们，在会议上指名道姓地针对县委主要领导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有抵制言论和行动的领导公开发难，甚至加上莫须有的罪名，公开点名批判。县以下各级“批林批孔小组”纷纷效仿县里的“批林批孔”运动形式，不断挑战党的领导，肆意对本级、本单位领导干部发难，无政府主义思潮再度泛滥，停工停产事件经常发生，严重影响工农业生产。一系列批判会、批斗会，搞得各级党政部门领导无法正常工作。更有甚者，1974年底到1975年5、6月间，云和两派再次发生武装械斗，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给云和人民带来无端的严重灾难。

　　“批林批孔”运动虽然时间不长，但是，对全县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造成很严重的影响，它使“批林整风”后形成的稳定政治局势遭到破坏，极左思潮、无政府主义再度泛滥，致使派性抬头，重酿武斗，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恶果。

　　(云和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提供)